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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垃圾焚烧难题为何难解

反对垃圾焚烧前需要了解的几个事实

垃圾焚烧是国际上处理垃圾的常规手段

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面临垃圾不断增长、“垃圾围城”的问题,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垃圾问题已经几乎人所共知。垃圾问题的处理遵循三个原则,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实践中,避免和减少垃圾的产生,是最优先的考虑的,然后是垃圾的回收再利用,最后则是对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一般是两种方式:填埋和焚烧。这两种方法都做不到零污染,填埋占用空间大,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焚烧则可能产生污染气体。

对于垃圾焚烧,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都有抵制心理,认为透过空气传来的威胁更直接。不少人明确反对这种处理垃圾的方式,有媒体甚至直接打出“反对垃圾焚烧”的旗号。

但实际上,焚烧不仅能减少垃圾体积,彻底消毒,还能附带发电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垃圾焚烧是处理垃圾的常规方式,日本有高达70%的垃圾通过焚烧来处理,其他国家的比例则多在30%上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城中约一半的地方,以及多数学校所用热能都来源于燃烧垃圾。让奥斯陆人发愁的是,垃圾不够烧了,为此得从美国、瑞典等邻国引进垃圾。这恐怕是国内反对垃圾焚烧者所难以想象的。

国外垃圾焚烧项目往往离市区很近,中国才往往建在郊区

“垃圾焚烧首先会产生大量的PM2.5,如果焚烧厂未能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则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空气污染源。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指出,垃圾焚烧厂为中心5公里半径内有严重直接影响,有风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则是12公里,而这个范围囊括了杭州城西50多个小区,几乎将整个余杭区、临安区及杭州城西覆盖了。”

日本东京某垃圾焚烧厂就在市区

但事实上,欧美国家,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将垃圾焚烧厂建在主城区,有的甚至离城市政府很近。能源界学者陶光远曾举例称,“德国纽伦堡的垃圾焚烧厂,就在市区里,不到300米就是居民楼,距市中心的市政厅不到3公里。但不仅全城50多万人的垃圾在这里烧,因为垃圾不够烧的,甚至还用火车到附近县里的村子里收集垃圾运到纽伦堡市区里来烧。”以此来看,现代的垃圾焚烧厂,可以做到很好的无害化,对市民威胁并不大,就像国外的PX项目很多也就建在居民区附近一样。

事实上,反而是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往往建在郊区,像本次余杭的项目,就远离市区。这种做法,其他且不说,垃圾处理的运输成本就已经大大增加了。

“二噁英”的威胁往往被严重夸大

对于垃圾焚烧的反对者而言,致癌物质“二噁英”向来是反对的最大理由。在一些反对者面向村民的宣传中,往往有这样的内容——

“一座日处理600吨的垃圾焚烧厂排放总量巨大。如抽烟一样,人到门口会把600吨垃圾焚烧产生的所有二恶英都吸到肚子里去。”“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人体每日容许摄入量两皮克(以每公斤体重计)的9亿倍。焚烧厂周边村民会在二三十年内患癌症死亡。”

的确,二噁英是一类致癌物质,剧毒,但关于二噁英的威胁显然是被过分严重地夸大了。国际上关于二噁英的排放标准定得极为严格,但不意味着超出标准就一定带来巨大威胁,1976年,意大利赛维索的一家化工厂将几千克二噁英泄漏至大气中,曾引起巨大恐慌,担心会有数千人丧命,但最终证实没有一个人类因此死亡。而据研究,2008年全国二噁英排放量约为6kg,而垃圾焚烧所占比例约为2.5%,即全国总共只有150克。因此对二噁英不必过度担心。

支持垃圾焚烧项目者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

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标准就比发达国家“脏”很多

尽管垃圾焚烧的反对者有若干理由不成立,但反对垃圾焚烧仍然有着很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是中外标准不同。陶光远在提到前述的德国纽伦堡的垃圾焚烧厂时,就专门与国内垃圾焚烧厂进行过对比。在氯化氢、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多个排放指标上,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实际排放值都大大少于欧盟标准,而国内自称先进的、2011年投产的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排放指标只能勉强符合国内标准,运营时排放的实际值比纽伦堡多了几倍到几百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大气质量这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标准太低,而且往往还不达标。

二噁英同样如此,虽然不必对这个物质过于担心,但国内的排放标准依然远高于外国。2009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对全国范围内的19座垃圾焚烧厂的研究数据显示,二恶英/呋喃物质的排放量在0.042至2.461间,平均值为0.423,远高于欧盟标准。其中16%的焚烧厂未达国家标准,78%未达欧盟标准。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进行了范围更广的调查后也得出了与中科院类似的结论。他们的调查涉及全国29座垃圾焚烧厂,采集了89份样本。经分析发现15%不达国家标准,58%不达欧盟标准。其中华南地区焚烧厂超标排放情况最严重。

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垃圾焚烧项目还往往有严重违规举动

其次,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公共工程的担心一样,人们担心垃圾焚烧厂、监管部门不负责,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的监管部门能履行监管责任,不相信企业能履行管理承诺,甚至认为企业为了赚钱会主动违规。

这个理由同样很有说服力。就在去年底,环保部公布了武汉多个垃圾焚烧厂“飞灰”的问题,环保部通报后,武汉市环保局在呈市政府的报告中坦陈:“当前,我市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产生飞灰约560吨,处置不符合法定要求。”“5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绝大部分未按要求进行固化,长山口、汉口北、锅顶山、新沟4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将飞灰交给无飞灰经营许可资质的建筑建材企业制作建筑材料。”

而早在2008年,飞灰便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因为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和高致癌物二噁英。这这种违规转让,有可能够得上“严重环境污染”,可追究刑责。

许多项目在“未被理解”之前就强行动工,本次杭州项目就有“偷跑”之嫌

更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一些垃圾焚烧项目因为害怕民众的反对,往往在“未被民众理解”之前,就强行动工了。这次余杭的项目,就有当地人反映,项目号称还未到环评阶段,但项目选址所在的矿坑,却打着“修复”的口号已经在施工了,当地人认为,矿坑越来越大,根本不是在修复。

本次项目选址处被指已经在“秘密施工”

在经历了一次聚集事件后,杭州的领导决定“无理解、不动工”,这自然是尊重民意的做法,但如果事件没被闹大呢,会不会就成为“既成事实”了?2009年上海的江桥垃圾焚烧厂扩建工程,就有网友反映,在听证会反对率很高的情况下,上海环保局仍然审批通过垃圾焚烧厂扩建了。并且在某天晚上“偷偷开工”。

“垃圾分类”若能做好,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可是……

中国垃圾问题实际上陷入了恶性循环,原因在于做不好垃圾分类

支持和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理由都存在,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迎刃而解的办法,因为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垃圾没有分类。

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必要准备。我国的垃圾大多数未实行分类处理,这不仅使得资源回收的比较少,需要烧的量也更多,而且这样的垃圾烧起来,很容易造成结块堵炉、燃烬率低、甚至熄火停炉等事故,在这种非正常运行下,焚烧产生的污染物质也会更多。因此,要想取得良好的垃圾焚烧效果,必须弄清楚垃圾的成分,分析垃圾的热值和含水率。

然而中国却几乎做不到垃圾分类,只能依靠环卫工人粗糙的二次分拣。这就造成垃圾焚烧污染越来越多,人们越来不越愿意建垃圾焚烧站,使得越来越多“垃圾围城”,又逼迫政府不得不兴建更多垃圾焚烧站……成为恶性循环。

2000年八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十几年过去成效甚微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垃圾分类就做不好呢?这并不是因为起步太晚,早在2000年,建设部就确定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八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成效一直很差——

2010年底,北京市14区2县至总共有4000多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社区,当年试点实施垃圾分类的居住社区只有600个,实际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人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但平均投放正确率仅为31. 2%。总体上,只有6. 7%居民能够对日常可回收垃圾进行正确的分类,而厨余垃圾正确分类仅有2. 5%。另一项调查则显示,70%的居民觉得垃圾分类作用不大 ,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前期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试点、行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效果不彰

而同样不过执行十来年,台北却取得极佳成绩

台北的垃圾分类,也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但直到2005年才实行垃圾强制分类。为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亲自坐上垃圾车,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动员和发动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在民众中产生积极影响。台北的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效果奇好,原本每日产生垃圾量由原来3000多吨,减少至现在1000多吨;居民人均每日产生的垃圾量由原来的1.14公斤,减少到现在的0. 39公斤,生活垃圾减量超过 60%,减少的垃圾大部分成为可回收资源。

垃圾问题难解,是中国社会治理不足之处的又一体现

据《纽约时报》,一位北京的垃圾焚烧反对者,在去日本时注意到,东京市建有21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市民并不担心垃圾焚烧过程中的污染,而且日本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公众参与、环评的严格和公开、企业自律以及监管等都令其惊讶。和目前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的是,日本人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厂并不恐惧。

世界银行报告称,到今年底,以购买力评价的GDP中国即将超过美国,这是中国社会长足发展的体现。然而越到这个时候,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难题也越得到体现。垃圾分类无法执行,垃圾焚烧又频遭反对,以垃圾难题、PX问题为代表的“邻避问题”是中国社会治理重大不足的缩影,并且已经到很棘手的时候了。